一言之衷，如铭五内！知我之心，惟有卿卿！
易青并不是不想做一个率性而为的艺术家，想拍点儿什幺就拍点儿什幺的那种。
青春热血，豪气风发，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如果没有孙老爷子，没有改革中国电影的志向、为华语电影与东方文化崛起于世界而奋斗的宏愿……如果没有这些，从电影学院学习四年而毕业后的易青定然会成为那样一个人。或许，许多年以后电影界会把他称为“愤青导演”吧！
但是命运之手把他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上，很多事情他决定不了，很多时候他身不由己。不用说他自己要做行业改革的领头羊，就算仅仅是在华星主席这个位置上，他也无法单凭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拍什幺题材的电影。
中国电影在这几十年来走的弯路已经够多的了。
先是政治挂帅，电影作为政府喉舌、宣传工具。
然后是十几年的电影是否应当依附于文学、戏剧的争论——一直到今天许多中国观众还是这个观点，认为电影应该是、只能是讲故事的；电影只不过是镜头化了中短篇小说或者话剧，只要用镜头把故事讲出来罢了：好电影就意味着讲得故事感人、有内涵……
好不容易到了第五代，提出了电影首先应该是造型艺术。其次才是叙事艺术的说法——这是一个纠枉过正地时代，刻意的强调造型，淡化剧情，说白了是种向权威挑战的逆反心理。一群年轻的电影家妄图一口气清除所有的陈腐观念，迅速的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是太乐观了，就算行业内的改革能办到，至少让普通观众认可还得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段。毕竟人类文明各个领域地所有进步——哪怕只是极微小的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经过了相当漫长地十几年后，今天大多数观众，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批观众成长起来后。大家己经能够普遍接受电影是一种造型与艺术相结合地文化产品，是一种融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表演、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及其内涵的存在。说简单点儿。电影是个视听结合的综合艺术，无论是第三、四代的把电影当作用镜头讲故事的观点：还是第五代张一谋那些人把电影当作用镜头画画（造型艺术）地观点，都是片面的——把两派观点结合起来，又讲故事又画画，边画画边讲故事。用画画来讲故事……，这才是现代电影理论应该遵循的科学理念。
看似如此简单的道理，中国电影家们用了大半个世纪才转过这个弯来：而就凭中国这种薄弱的文艺基础教育体制，这种社会大环境，想让普通观众了解这些道理还不知道要再经历多少代人的辛勤努力。
这些道理，易青当然是知道的。前人走过地弯路，他是不能重复了。因为他是领头人，他是榜样。
象孙茹想拍的《爸爸再爱我一次》这样的题材。他要是拍了，华星的导演和国内看着他一举一动的电影家们就会说，这是历史的倒退了。
实际上，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这幺大的一个国家，什幺样的题材、什幺样的创作方法、创作类型的电影，都应该有一些，不见得非要所有电影都是现代电影理论指导下地。
孙茹也知道这套道理，但是她就能用第三代第四代导演们那个时候的方法拍这个电影——方法无所谓好坏，只要适用于自己的创意和题材。不管老的旧的还是新的，拿过来就可以用。
只不过易青在这个位置上，这方面身不由己罢了。
今天的易青，恐怕是续张一谋、程凯歌、冯晓刚等人之后，被国内观众骂得最多的一个导演了。《花木兰》简直被骂做是汉奸电影，小意简直成了张子恰第二——谁让你从国外开始红的？人家可不管你有没有为中国人开通国际市场，有没有传播中国文化，反正你肯定是为了赚大钱、为了奥斯卡去讨好美国鬼子的：而且以某一部分人的眼光，他们永远能在一个导演的作品里找出“贬低侮辱中国人”的证据，并且证明该导演是用这些侮辱中国文化的东西去讨好美国大老爷——至于这些证据有多愚蠢荒唐，是否真能讨好到任何人，他们自然就不管了。
从古至今，要想在中国这地方掐死一个创新者、或者一个比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更优秀的人、或者一个天才、或者一个有独特见解的知识分子，或者仅仅是个跟大多数人有不同意见的普通人——要弄死他只要一番热血沸腾的煽动就足矣。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世，人必非之。真理价值几何？是非对错又价值几何？
这些思想准备，易青在决定《花木兰》发行路线的时侯早就考虑到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在这个位置，你享受的名利比一般人多，就要作好招人不忿和被人骂的准备。
易青知道要实现自己和老师的理想，就要拍这些挨骂的电影。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做的比张一谋、程凯歌好一点，被骂得轻一点而己而——虽然在中国，口碑越差必然票房越高，被骂得越狠的电影一定是最多人买票去看的电影：但是口碑这个东西易青还是很注重的。
可想而知，一个把人本主义当作自己主要艺术观念的年轻电影家。看着自己地人格隐私和自己的作品被人任意践踏侮辱时的内心感受。
如果没有孙老爷子的遗愿，没有华星上下无数人的理想和希冀寄托在他身上这个事实，可想而知的，易青必然会成
易青并不是不想做一个率性而为的艺术家，想拍点儿什幺就拍点儿什幺的那种。
青春热血，豪气风发，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如果没有孙老爷子，没有改革中国电影的志向、为华语电影与东方文化崛起于世界而奋斗的宏愿……如果没有这些，从电影学院学习四年而毕业后的易青定然会成为那样一个人。或许，许多年以后电影界会把他称为“愤青导演”吧！
但是命运之手把他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上，很多事情他决定不了，很多时候他身不由己。不用说他自己要做行业改革的领头羊，就算仅仅是在华星主席这个位置上，他也无法单凭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拍什幺题材的电影。
中国电影在这几十年来走的弯路已经够多的了。
先是政治挂帅，电影作为政府喉舌、宣传工具。
然后是十几年的电影是否应当依附于文学、戏剧的争论——一直到今天许多中国观众还是这个观点，认为电影应该是、只能是讲故事的；电影只不过是镜头化了中短篇小说或者话剧，只要用镜头把故事讲出来罢了：好电影就意味着讲得故事感人、有内涵……
好不容易到了第五代，提出了电影首先应该是造型艺术。其次才是叙事艺术的说法——这是一个纠枉过正地时代，刻意的强调造型，淡化剧情，说白了是种向权威挑战的逆反心理。一群年轻的电影家妄图一口气清除所有的陈腐观念，迅速的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是太乐观了，就算行业内的改革能办到，至少让普通观众认可还得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段。毕竟人类文明各个领域地所有进步——哪怕只是极微小的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经过了相当漫长地十几年后，今天大多数观众，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批观众成长起来后。大家己经能够普遍接受电影是一种造型与艺术相结合地文化产品，是一种融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表演、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及其内涵的存在。说简单点儿。电影是个视听结合的综合艺术，无论是第三、四代的把电影当作用镜头讲故事的观点：还是第五代张一谋那些人把电影当作用镜头画画（造型艺术）地观点，都是片面的——把两派观点结合起来，又讲故事又画画，边画画边讲故事。用画画来讲故事……，这才是现代电影理论应该遵循的科学理念。
看似如此简单的道理，中国电影家们用了大半个世纪才转过这个弯来：而就凭中国这种薄弱的文艺基础教育体制，这种社会大环境，想让普通观众了解这些道理还不知道要再经历多少代人的辛勤努力。
这些道理，易青当然是知道的。前人走过地弯路，他是不能重复了。因为他是领头人，他是榜样。
象孙茹想拍的《爸爸再爱我一次》这样的题材。他要是拍了，华星的导演和国内看着他一举一动的电影家们就会说，这是历史的倒退了。
实际上，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这幺大的一个国家，什幺样的题材、什幺样的创作方法、创作类型的电影，都应该有一些，不见得非要所有电影都是现代电影理论指导下地。
孙茹也知道这套道理，但是她就能用第三代第四代导演们那个时候的方法拍这个电影——方法无所谓好坏，只要适用于自己的创意和题材。不管老的旧的还是新的，拿过来就可以用。
只不过易青在这个位置上，这方面身不由己罢了。
今天的易青，恐怕是续张一谋、程凯歌、冯晓刚等人之后，被国内观众骂得最多的一个导演了。《花木兰》简直被骂做是汉奸电影，小意简直成了张子恰第二——谁让你从国外开始红的？人家可不管你有没有为中国人开通国际市场，有没有传播中国文化，反正你肯定是为了赚大钱、为了奥斯卡去讨好美国鬼子的：而且以某一部分人的眼光，他们永远能在一个导演的作品里找出“贬低侮辱中国人”的证据，并且证明该导演是用这些侮辱中国文化的东西去讨好美国大老爷——至于这些证据有多愚蠢荒唐，是否真能讨好到任何人，他们自然就不管了。
从古至今，要想在中国这地方掐死一个创新者、或者一个比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更优秀的人、或者一个天才、或者一个有独特见解的知识分子，或者仅仅是个跟大多数人有不同意见的普通人——要弄死他只要一番热血沸腾的煽动就足矣。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世，人必非之。真理价值几何？是非对错又价值几何？
这些思想准备，易青在决定《花木兰》发行路线的时侯早就考虑到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在这个位置，你享受的名利比一般人多，就要作好招人不忿和被人骂的准备。
易青知道要实现自己和老师的理想，就要拍这些挨骂的电影。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做的比张一谋、程凯歌好一点，被骂得轻一点而己而——虽然在中国，口碑越差必然票房越高，被骂得越狠的电影一定是最多人买票去看的电影：但是口碑这个东西易青还是很注重的。
可想而知，一个把人本主义当作自己主要艺术观念的年轻电影家。看着自己地人格隐私和自己的作品被人任意践踏侮辱时的内心感受。
如果没有孙老爷子的遗愿，没有华星上下无数人的理想和希冀寄托在他身上这个事实，可想而知的，易青必然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