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薛崇训在官署中交代了事，就带着飞虎团卫士回京，来的时候乘车，回去骑马半天工夫就到了长安。朝臣们都知道他回来了，但仍旧见不着人。又过了几天薛崇训将自己推演的数学稿纸整理好，又叫内侍省的官宦定成一册，这才在紫宸殿见了中枢九名大臣，将稿纸交给张说，让他们誊抄几份先看看再说。
接下来薛崇训考虑继续写物理化学方面的东西，但这两门是实验学科，如果没有相应的实验手段，确实很难论述清楚，就算写出来了别人也不一定能赞同。他想了之后便暂时搁置，打算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之后在国子监成立相应的学校，渐渐进行假设和实验验证。于是他又重新处理起政事来。
朝臣们拿着薛崇训的稿子琢磨，前期的阿拉伯数字算术等内容倒是很容易理解，越到后面就不是短时间能读通的。但大伙看出这份文件的论述推理严谨合情合理，无不惊叹。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薛崇训一个人琢磨出来的，那是很多天才的积累，他只是学过而已。
这东西在大臣们中间流传时褒贬不一，钦天监的贾膺福及其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占据一份誊抄的文卷不肯拿出来，一帮官员成天都在演算推论，拿他们的话说就是“惊为天人”“旷古绝今”云云，工部和户部管支度的官吏也大为褒扬。但李守一等人却反应冷淡，只道是“玄学”“奇书”，非大道正理，与治国安邦教化天下用处不大，言外之意就是奇谋怪谈上不得大台面。
同时从宫中流传出来的信息，薛崇训好像要把这玩意加入科举。许多人在心里就觉得不妥了，科举择贤主要是为做官，无非考道德修养、文学造诣、经世治国方面，这种推论演算的东西和治理国家有多大关系？有人私下里议论，还不如在问策之外考点诗词歌赋。
内阁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三个人在衙门里碰头时拿出来议论。他们预备着万一消息是真的，天下要革新科举，到时候拿出来朝议大臣们总得阐述立场，政事堂仍然是南衙权力最大的地方，内阁几个人先商量一下到时候抱团言论一致，就可以在庙堂上占据有利时机。
王昌龄就对拿这种新奇的没经过时间沉淀的学问来择士不怎幺赞同﹕“自隋朝开科举起，最重要的无非是考时务对策，以此辨明士人明理辨是非的修为。陛下此书虽奇，终非古之圣贤论德、才之道，以此选士未免异于常理。”
张九龄却道﹕“我倒是觉得不妨，这样说并非出自奉承今上之意，实乃众人没看通科举之用。况且今上要革新科举，应该不会只考这玩意，选为官的贤才，字总要识的吧？”
“子寿以为何为科举之用？”王昌龄反问道。
张九龄淡然道﹕“为国择贤良自然是其中之一，但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通上下。古往今来当政为官者多以门阀士族为根基，以察举、征辟及设九品中正制等招揽人才为官，有门楣名望的士族出仕是人才的主要来源。而士族之间为了平衡、联盟又以联姻为纽带，婚嫁首重门当户对，这就造成了上下不通，在太平治世无出身者几无门路出仕为官，治人者衡治人、被治者衡草民。就算古有明君号‘唯才是举’，亦不能改变这一状况，无门阀声望，无通官之关系，贤才何以知之？
自古民间偶有天纵之才出世，身负常人未及之能、胸怀出身头地之心，这样的人若无门路为国所用，而又不甘于泯然于众，他会干什幺？”
王昌龄和苏晋面面相觑，心有灵犀地同时想到一件事﹕造反。这种事并不新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牛人总能搅起一番风浪，不枉天纵才能。而且也不是全不成功，虽然几朝改换门面都是有家底的贵族成事，比如前朝大唐；但三百年江山的汉朝高祖刘邦以亭长出身，和草民差得不多，那是开创了辉煌基业的人。
张九龄见两个同僚有赞同的意思，便继续说||道﹕“纵观长安洛阳等大城池，街巷四面交通，最忌堵死通道。城池尚且如此，况治世之道？所以通上下之法，在于开门路促交通，只要竞考者公平合理考一样的东西，考什幺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咱们倡考古贤之道、经世之法，一为德二为才，是世人习忠孝仁义之道读书明理之智，今上提出‘数学’，定有一番远见。而我们不先领悟天子深意，断然否决，是为臣子之道？”
他叹了一口气又沉声道﹕“再有一条，我大晋朝不得某些士族之心，而现行治国之道又要依赖士族，否则无人代天子行政令。这很不利于社稷，所以立国以来朝廷共识宽待士族收拢人心，此乃无奈之下明智之策。今上若下定决心重振科举，势必从根基上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我等应体谅今上之心，国家幸甚，社稷幸甚。”
……
同时在营州的杜暹已经接到了内阁政事堂联名签定的撤换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的公文，他也不慌张，更不觉得可怕，只因身在边关却在朝中有人，况且皇帝还支持着他呢，问题不大。
果然还没等到前来接替他职务的金吾卫大将军张五郎，先等来了朝里的密使。此人以奇货可居的商人隐藏身份，实则是兵部侍郎张孝贞派来传递消息的人。兵部侍郎张孝贞是北庭都督府（前北庭都护府）都督张孝嵩的堂兄弟，以前杜暹还在北庭、西域干仗的时候，和大将张孝嵩是过命的交情。后来杜暹混到了京城，又和张家的京官交情深厚，另外和贾家有联姻关系，
接下来薛崇训考虑继续写物理化学方面的东西，但这两门是实验学科，如果没有相应的实验手段，确实很难论述清楚，就算写出来了别人也不一定能赞同。他想了之后便暂时搁置，打算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之后在国子监成立相应的学校，渐渐进行假设和实验验证。于是他又重新处理起政事来。
朝臣们拿着薛崇训的稿子琢磨，前期的阿拉伯数字算术等内容倒是很容易理解，越到后面就不是短时间能读通的。但大伙看出这份文件的论述推理严谨合情合理，无不惊叹。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薛崇训一个人琢磨出来的，那是很多天才的积累，他只是学过而已。
这东西在大臣们中间流传时褒贬不一，钦天监的贾膺福及其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占据一份誊抄的文卷不肯拿出来，一帮官员成天都在演算推论，拿他们的话说就是“惊为天人”“旷古绝今”云云，工部和户部管支度的官吏也大为褒扬。但李守一等人却反应冷淡，只道是“玄学”“奇书”，非大道正理，与治国安邦教化天下用处不大，言外之意就是奇谋怪谈上不得大台面。
同时从宫中流传出来的信息，薛崇训好像要把这玩意加入科举。许多人在心里就觉得不妥了，科举择贤主要是为做官，无非考道德修养、文学造诣、经世治国方面，这种推论演算的东西和治理国家有多大关系？有人私下里议论，还不如在问策之外考点诗词歌赋。
内阁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三个人在衙门里碰头时拿出来议论。他们预备着万一消息是真的，天下要革新科举，到时候拿出来朝议大臣们总得阐述立场，政事堂仍然是南衙权力最大的地方，内阁几个人先商量一下到时候抱团言论一致，就可以在庙堂上占据有利时机。
王昌龄就对拿这种新奇的没经过时间沉淀的学问来择士不怎幺赞同﹕“自隋朝开科举起，最重要的无非是考时务对策，以此辨明士人明理辨是非的修为。陛下此书虽奇，终非古之圣贤论德、才之道，以此选士未免异于常理。”
张九龄却道﹕“我倒是觉得不妨，这样说并非出自奉承今上之意，实乃众人没看通科举之用。况且今上要革新科举，应该不会只考这玩意，选为官的贤才，字总要识的吧？”
“子寿以为何为科举之用？”王昌龄反问道。
张九龄淡然道﹕“为国择贤良自然是其中之一，但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通上下。古往今来当政为官者多以门阀士族为根基，以察举、征辟及设九品中正制等招揽人才为官，有门楣名望的士族出仕是人才的主要来源。而士族之间为了平衡、联盟又以联姻为纽带，婚嫁首重门当户对，这就造成了上下不通，在太平治世无出身者几无门路出仕为官，治人者衡治人、被治者衡草民。就算古有明君号‘唯才是举’，亦不能改变这一状况，无门阀声望，无通官之关系，贤才何以知之？
自古民间偶有天纵之才出世，身负常人未及之能、胸怀出身头地之心，这样的人若无门路为国所用，而又不甘于泯然于众，他会干什幺？”
王昌龄和苏晋面面相觑，心有灵犀地同时想到一件事﹕造反。这种事并不新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牛人总能搅起一番风浪，不枉天纵才能。而且也不是全不成功，虽然几朝改换门面都是有家底的贵族成事，比如前朝大唐；但三百年江山的汉朝高祖刘邦以亭长出身，和草民差得不多，那是开创了辉煌基业的人。
张九龄见两个同僚有赞同的意思，便继续说||道﹕“纵观长安洛阳等大城池，街巷四面交通，最忌堵死通道。城池尚且如此，况治世之道？所以通上下之法，在于开门路促交通，只要竞考者公平合理考一样的东西，考什幺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咱们倡考古贤之道、经世之法，一为德二为才，是世人习忠孝仁义之道读书明理之智，今上提出‘数学’，定有一番远见。而我们不先领悟天子深意，断然否决，是为臣子之道？”
他叹了一口气又沉声道﹕“再有一条，我大晋朝不得某些士族之心，而现行治国之道又要依赖士族，否则无人代天子行政令。这很不利于社稷，所以立国以来朝廷共识宽待士族收拢人心，此乃无奈之下明智之策。今上若下定决心重振科举，势必从根基上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我等应体谅今上之心，国家幸甚，社稷幸甚。”
……
同时在营州的杜暹已经接到了内阁政事堂联名签定的撤换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的公文，他也不慌张，更不觉得可怕，只因身在边关却在朝中有人，况且皇帝还支持着他呢，问题不大。
果然还没等到前来接替他职务的金吾卫大将军张五郎，先等来了朝里的密使。此人以奇货可居的商人隐藏身份，实则是兵部侍郎张孝贞派来传递消息的人。兵部侍郎张孝贞是北庭都督府（前北庭都护府）都督张孝嵩的堂兄弟，以前杜暹还在北庭、西域干仗的时候，和大将张孝嵩是过命的交情。后来杜暹混到了京城，又和张家的京官交情深厚，另外和贾家有联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