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崇训召见新任军器监丞萧旦后以四品监的职位为奖励，明码实价地让他去办两件事﹕第一件相对比较容易，造出耐用而性能可靠地铁炮，之前神机署就研制出过四门可以使用的炮，加上近期冶金技术有望提高，此事已经看得见眉目了；第二件比较难，造出无膛线火绳枪，薛崇训画出了原理图，建议萧旦用铁皮来锻裹枪管，但这种东西是史无前例的，薛崇训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他感觉很难成功，否则也不会用四品官职来做筹码。
萧旦真要能让兵器进入热时代，封他侯薛崇训恐怕也不会吝啬。现在才公元八世纪初，人类的整体技术水平本来就很落后，此前连火药都没有正式应用，但薛崇训捣鼓出了焦炭和水泥，竟然还有火炮，尝试成功后给了他自信，觉得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进行大跃进发展。
发展技术的好处就是只需要钱和资源，不会牵扯太多，十九世纪有些用热兵器的国家还是农奴制度也没事，晋朝现在有一套成熟的封建制度还需要担心什幺？相比之下，革新秩序和规则的时候薛崇训显得比较谨慎，眼下的科举虽然只是改进，也不得不考虑很多。
科举制度薛崇训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但权衡之后还是决定用保守的变法规则﹕由大臣主张，然后皇帝予以“认可”和“支持”。
有政治抱负和理想的读书人会有自己对世道的理解和思路，然后通过做官来实现，就连浪漫主义的李白也有澄清宇内后功成身退的理想，只不过他实际在为政方便不擅长罢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要进行一种新政，过程是这样的﹕一批有同样想法的大臣掌握权力之后，由一个重臣提出主张进行论证，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然后就开始施行。
薛崇训就打算这样干，物色一个大臣来主持这场科举革新。如此一来万一变法不利，名义上是一部分臣子在政见上的错误，和大晋这个政权没有关系，责任可以由一些大臣来扛，还有缓冲挽回的余地；若是皇帝亲自主持，一旦失败就是晋朝廷本身不行，至少说法上是这幺回事。比如薛崇训熟读的《王莽传》里王莽称帝后亲自颁布的一系列错误圣旨，导致经济崩溃，愤怒的世人目标就直指新朝这个政权，觉得还不如刘汉。
当今朝廷，最有分量的大臣无非就是内阁、政事堂两个衙门的十个人，一处是薛崇训的心腹，一处是声望权位都足够的两代元老。若是政事堂六个人里选，只能是张说来主持，以前其父官位很低，张说本身就是科举进士出身，文采和能力一流，自己还爱好写书；内阁四人，杜暹长于打仗，文采稍逊；王昌龄好像不太支持新科举；张九龄和苏晋比较适合，资历也差不多，但苏晋有拥立首功。
薛崇训权衡之后，觉得让苏晋来主持会比较顺利，他至少是一心支持薛崇训的，不会在具体办事的时候来回周璇，对薛崇训实现自己的想法更有利。
但内阁学士虽然参与军机要务，品级却只是五品，苏晋也不例外。让一个五品官来主持天下科考的革新，好像不太严肃。所以薛崇训在开始正事之前要做很多准备的布局。
在此之前他就肯定了杜暹攻占营州的功劳，当时的考虑不仅有东北军事权重以及防止河北胡化，还有就是给杜暹升官奠定理论基础。
不久薛崇训就下旨，让杜暹卸任南衙十六卫名誉武官衔，晋升为从二品东宫太子少保。至于薛崇训没有太子那并不重要，什幺太子少保本身就是虚衔，什幺也不用干的。什幺也不用干也不等于毫无作用，作用就是提升杜暹的品级。他一个干着五品学士实权的官僚挂着从二品的品级，本身就是在提高内阁学士的地位。
又有开疆辟土的功劳为理由，杜暹升级也就无可厚非了；内阁学士里头有个从二品的人，到时候苏晋提出科举变法，薛崇训便能顺理成章地将苏晋也提到从二品，况且苏晋本身就有拥立之功，被升为二品也没人会非议，不然你还能说人家拥立错了？
薛崇训设计好了步骤，便开始构思新科举的框架。科举制度通过宋明的不断变化，是渐渐发展到成熟的，除了薛崇训没人能一下子凭空想出一套合理的办法来，这个事儿还得薛崇训自己去琢磨。
首先是科考的内容取决于薛崇训重视哪方面的才能，在他的想法里，礼、谋略、科技应用三方面是最有用的，前者是奠定天地君亲师常纲的基础，这是维护薛崇训自己统治的基本秩序，在他还没办法制定一套被人接受的秩序之前，是不能破坏原有基础的，而且他自问没有达到自己去削弱自己权力的境界，也无法想通已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有什幺动力去推行“民主”；后者前所未有，因为古人没意识到技术的作用。
其他的如诗词歌赋等文化方面，薛崇训觉得根本不用考，在官场士林一样能发展，因为此时大家逢场交往就要用这些东西以显示品味，这是流行，难道现代应试非要考唱流行歌曲不成；至于道德品格……只要没有作奸犯科的经历，也不好辨别，薛崇训对于朝里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也没觉得他们有多高尚，太高尚的人很难混到那些位置。
决定了轻重，然后薛崇训便开始尝试设计规则。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杂乱，如科目居然有五十多科，而且考试并不是脱颖而出的充分条件，虽然应试制度有很多弊端，但公平性显然比唐朝的制度好得多；薛崇训打算借鉴的制度并非唐朝和武周时期的一套，实际上晋朝建立后这
萧旦真要能让兵器进入热时代，封他侯薛崇训恐怕也不会吝啬。现在才公元八世纪初，人类的整体技术水平本来就很落后，此前连火药都没有正式应用，但薛崇训捣鼓出了焦炭和水泥，竟然还有火炮，尝试成功后给了他自信，觉得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进行大跃进发展。
发展技术的好处就是只需要钱和资源，不会牵扯太多，十九世纪有些用热兵器的国家还是农奴制度也没事，晋朝现在有一套成熟的封建制度还需要担心什幺？相比之下，革新秩序和规则的时候薛崇训显得比较谨慎，眼下的科举虽然只是改进，也不得不考虑很多。
科举制度薛崇训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但权衡之后还是决定用保守的变法规则﹕由大臣主张，然后皇帝予以“认可”和“支持”。
有政治抱负和理想的读书人会有自己对世道的理解和思路，然后通过做官来实现，就连浪漫主义的李白也有澄清宇内后功成身退的理想，只不过他实际在为政方便不擅长罢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要进行一种新政，过程是这样的﹕一批有同样想法的大臣掌握权力之后，由一个重臣提出主张进行论证，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然后就开始施行。
薛崇训就打算这样干，物色一个大臣来主持这场科举革新。如此一来万一变法不利，名义上是一部分臣子在政见上的错误，和大晋这个政权没有关系，责任可以由一些大臣来扛，还有缓冲挽回的余地；若是皇帝亲自主持，一旦失败就是晋朝廷本身不行，至少说法上是这幺回事。比如薛崇训熟读的《王莽传》里王莽称帝后亲自颁布的一系列错误圣旨，导致经济崩溃，愤怒的世人目标就直指新朝这个政权，觉得还不如刘汉。
当今朝廷，最有分量的大臣无非就是内阁、政事堂两个衙门的十个人，一处是薛崇训的心腹，一处是声望权位都足够的两代元老。若是政事堂六个人里选，只能是张说来主持，以前其父官位很低，张说本身就是科举进士出身，文采和能力一流，自己还爱好写书；内阁四人，杜暹长于打仗，文采稍逊；王昌龄好像不太支持新科举；张九龄和苏晋比较适合，资历也差不多，但苏晋有拥立首功。
薛崇训权衡之后，觉得让苏晋来主持会比较顺利，他至少是一心支持薛崇训的，不会在具体办事的时候来回周璇，对薛崇训实现自己的想法更有利。
但内阁学士虽然参与军机要务，品级却只是五品，苏晋也不例外。让一个五品官来主持天下科考的革新，好像不太严肃。所以薛崇训在开始正事之前要做很多准备的布局。
在此之前他就肯定了杜暹攻占营州的功劳，当时的考虑不仅有东北军事权重以及防止河北胡化，还有就是给杜暹升官奠定理论基础。
不久薛崇训就下旨，让杜暹卸任南衙十六卫名誉武官衔，晋升为从二品东宫太子少保。至于薛崇训没有太子那并不重要，什幺太子少保本身就是虚衔，什幺也不用干的。什幺也不用干也不等于毫无作用，作用就是提升杜暹的品级。他一个干着五品学士实权的官僚挂着从二品的品级，本身就是在提高内阁学士的地位。
又有开疆辟土的功劳为理由，杜暹升级也就无可厚非了；内阁学士里头有个从二品的人，到时候苏晋提出科举变法，薛崇训便能顺理成章地将苏晋也提到从二品，况且苏晋本身就有拥立之功，被升为二品也没人会非议，不然你还能说人家拥立错了？
薛崇训设计好了步骤，便开始构思新科举的框架。科举制度通过宋明的不断变化，是渐渐发展到成熟的，除了薛崇训没人能一下子凭空想出一套合理的办法来，这个事儿还得薛崇训自己去琢磨。
首先是科考的内容取决于薛崇训重视哪方面的才能，在他的想法里，礼、谋略、科技应用三方面是最有用的，前者是奠定天地君亲师常纲的基础，这是维护薛崇训自己统治的基本秩序，在他还没办法制定一套被人接受的秩序之前，是不能破坏原有基础的，而且他自问没有达到自己去削弱自己权力的境界，也无法想通已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有什幺动力去推行“民主”；后者前所未有，因为古人没意识到技术的作用。
其他的如诗词歌赋等文化方面，薛崇训觉得根本不用考，在官场士林一样能发展，因为此时大家逢场交往就要用这些东西以显示品味，这是流行，难道现代应试非要考唱流行歌曲不成；至于道德品格……只要没有作奸犯科的经历，也不好辨别，薛崇训对于朝里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也没觉得他们有多高尚，太高尚的人很难混到那些位置。
决定了轻重，然后薛崇训便开始尝试设计规则。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杂乱，如科目居然有五十多科，而且考试并不是脱颖而出的充分条件，虽然应试制度有很多弊端，但公平性显然比唐朝的制度好得多；薛崇训打算借鉴的制度并非唐朝和武周时期的一套，实际上晋朝建立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