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摸耳朵，手指都还在抖：“不是听不清，是听不见……什么都听不到。”
潘小卓瞪着陶淮南，有半分钟的时间没说出话来。
两个都是乖学生，潘小卓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俩从来没惹过事没闯过祸，下午一请假老师就给了。
潘小卓说陶淮南不舒服，想陪他去打针。老师痛快地给了假，让他们去校医院，还让潘小卓照顾好陶淮南。
两人没去校医院，偷偷跑了出去。
查了一下午，能做的检查全做了，陶淮南身上不揣钱，钱都是潘小卓给垫的。几种听功能全测了，声导抗做了，耳蜗电图也做了，可这一下午却什么都没查出来，没有器质性病变，耳朵好好的。
潘小卓哆哆嗦嗦地问医生：“那是为、为什么啊？”
医生是个年长的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说可能是精神性的，不要太担心，又问家长呢。
潘小卓说：“先不想让家里担心。”
医生又说了遍“没大事儿”，问：“高几了？”
潘小卓说“高三”。
教授看了看他们俩，话说得挺温和，说好治，还是要跟家里大人讲，别害怕。
医生还是见得多，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们别担心，只是重复了好几次要跟家里讲，还说下次可以跟家里大人一起来他这儿看看。两个小孩都不笨，知道医生只是没想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真没事儿的话就不用反复强调让大人来了。
老教授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只在最后才提到了一个词。
“这个癔症性聋呢，它不是说你就真聋了，毕竟咱们功能都好好的，是不？还是受你精神方面的影响，压力太大啊，受了刺激啊，都有可能。我也有些患者，什么刺激都没有，做了个害怕的梦，醒来就突然听不见了，所以没关系，别担心，能治。”
潘小卓拧着眉问：“那得怎么治呢？”
教授又看看他们，才慢慢地说：“这得去精神科，如果是器质性有病变可以在我们这儿，但咱们没真病，去找精神科大夫看看。好多患者不去治也好了，压力没了放松了自然就恢复了，都不是绝对的。”
一个可能是“癔症性聋”砸下来，这四个字怎么看怎么听它都不带个好样。
大夫的话乍一听像是挺宽心，毕竟耳朵没坏。
两个小孩趁晚休之前回了学校，在车上潘小卓问陶淮南：“你要跟家里说吗？”
陶淮南“嗯”了声，知道耳朵没坏多多少少宽了点心，低声道：“考完再说吧。”
潘小卓很担心，却又安慰他：“没事儿的，你别害怕。”
陶淮南点头，说：“我不害怕。”
那时候陶淮南的确是不害怕的，耳朵只要没坏就行。
可事分两面，耳朵没坏还听不见，一旦治不好就一点办法都没了，连戴助听器的机会都没有。耳鸣、声音小、听不清，这些过渡都没有，直接就是彻底切断了。
从那天开始，陶淮南开始了跟寂静之间沉默的抗争，恐惧安静，却也在坚强地和它做抵抗。
他开始依赖声音，只有听着声音才觉得安稳。他需要一直戴着耳机，这样他一旦听不见了就能第一时间发现。耳机还能做他的伪装，给他的听不见提供了个理由。
某一天的下午，班里没课的时候，一对小同桌又偷着出去了一次。
潘小卓提前帮他约了次治疗，带着医院的诊断和那些检查结果和报告，去了家心理医院。这次的医生很年轻，说需要长期治疗。他同样没把话说得很严重，可是在那他们碰到了个患者。
他三年前得了这个病，聋了三年了，到现在没有丁点好转的迹象，彻底彻底听不见了。
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每一分钟都很煎熬。
陶淮南担心哥哥，也担心自己。他得复习准备高考，最难的是还要在听不见的时候不被哥哥们发现。迟骋不好骗，他对陶淮南的了解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陶淮南只能一直捂着耳机，无论听不听得见的时候都少说话，少回应。让他的迟钝和不耐烦变成一段时间里的常态，这样才不会在某些时刻显得突兀和怪异。
可哥哥们爱他，陶淮南反常地发脾气和他那些烦躁的语气他们都纵着他。某一次迟骋摔了他的耳机，陶淮南知道他或许是生气了。陶淮南最不想骗他，他对迟骋撒的每一句谎，每一句装出来的愤怒和不耐烦，都是割在自己身上的刀。
随着听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陶淮南开始变得恐惧。
他每天都在手机上查着资料，查癔症性耳聋，查过往病例。盲人模式没那么好用，有些软件完善得好，可网页不行，上面字和链接都很多，经常会点错。陶淮南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寻找着能够安慰自己的内容，在它们身上找寄托。
治不好的那么多，他们都抱着能治愈的心态，彻底迈进了失聪人群。
黑暗和寂静是所有负面情绪的温床。
在听不见的时间里，陶淮南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那是一种绝对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孤独。孤独之下产生绝望、恐惧，和强烈的窒息憋闷感。
每一次听不见的时候，他都会捂着耳朵，想起那年见过的那个盲聋小孩。他活得像个小动物，在自
潘小卓瞪着陶淮南，有半分钟的时间没说出话来。
两个都是乖学生，潘小卓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俩从来没惹过事没闯过祸，下午一请假老师就给了。
潘小卓说陶淮南不舒服，想陪他去打针。老师痛快地给了假，让他们去校医院，还让潘小卓照顾好陶淮南。
两人没去校医院，偷偷跑了出去。
查了一下午，能做的检查全做了，陶淮南身上不揣钱，钱都是潘小卓给垫的。几种听功能全测了，声导抗做了，耳蜗电图也做了，可这一下午却什么都没查出来，没有器质性病变，耳朵好好的。
潘小卓哆哆嗦嗦地问医生：“那是为、为什么啊？”
医生是个年长的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说可能是精神性的，不要太担心，又问家长呢。
潘小卓说：“先不想让家里担心。”
医生又说了遍“没大事儿”，问：“高几了？”
潘小卓说“高三”。
教授看了看他们俩，话说得挺温和，说好治，还是要跟家里大人讲，别害怕。
医生还是见得多，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们别担心，只是重复了好几次要跟家里讲，还说下次可以跟家里大人一起来他这儿看看。两个小孩都不笨，知道医生只是没想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真没事儿的话就不用反复强调让大人来了。
老教授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只在最后才提到了一个词。
“这个癔症性聋呢，它不是说你就真聋了，毕竟咱们功能都好好的，是不？还是受你精神方面的影响，压力太大啊，受了刺激啊，都有可能。我也有些患者，什么刺激都没有，做了个害怕的梦，醒来就突然听不见了，所以没关系，别担心，能治。”
潘小卓拧着眉问：“那得怎么治呢？”
教授又看看他们，才慢慢地说：“这得去精神科，如果是器质性有病变可以在我们这儿，但咱们没真病，去找精神科大夫看看。好多患者不去治也好了，压力没了放松了自然就恢复了，都不是绝对的。”
一个可能是“癔症性聋”砸下来，这四个字怎么看怎么听它都不带个好样。
大夫的话乍一听像是挺宽心，毕竟耳朵没坏。
两个小孩趁晚休之前回了学校，在车上潘小卓问陶淮南：“你要跟家里说吗？”
陶淮南“嗯”了声，知道耳朵没坏多多少少宽了点心，低声道：“考完再说吧。”
潘小卓很担心，却又安慰他：“没事儿的，你别害怕。”
陶淮南点头，说：“我不害怕。”
那时候陶淮南的确是不害怕的，耳朵只要没坏就行。
可事分两面，耳朵没坏还听不见，一旦治不好就一点办法都没了，连戴助听器的机会都没有。耳鸣、声音小、听不清，这些过渡都没有，直接就是彻底切断了。
从那天开始，陶淮南开始了跟寂静之间沉默的抗争，恐惧安静，却也在坚强地和它做抵抗。
他开始依赖声音，只有听着声音才觉得安稳。他需要一直戴着耳机，这样他一旦听不见了就能第一时间发现。耳机还能做他的伪装，给他的听不见提供了个理由。
某一天的下午，班里没课的时候，一对小同桌又偷着出去了一次。
潘小卓提前帮他约了次治疗，带着医院的诊断和那些检查结果和报告，去了家心理医院。这次的医生很年轻，说需要长期治疗。他同样没把话说得很严重，可是在那他们碰到了个患者。
他三年前得了这个病，聋了三年了，到现在没有丁点好转的迹象，彻底彻底听不见了。
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每一分钟都很煎熬。
陶淮南担心哥哥，也担心自己。他得复习准备高考，最难的是还要在听不见的时候不被哥哥们发现。迟骋不好骗，他对陶淮南的了解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陶淮南只能一直捂着耳机，无论听不听得见的时候都少说话，少回应。让他的迟钝和不耐烦变成一段时间里的常态，这样才不会在某些时刻显得突兀和怪异。
可哥哥们爱他，陶淮南反常地发脾气和他那些烦躁的语气他们都纵着他。某一次迟骋摔了他的耳机，陶淮南知道他或许是生气了。陶淮南最不想骗他，他对迟骋撒的每一句谎，每一句装出来的愤怒和不耐烦，都是割在自己身上的刀。
随着听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陶淮南开始变得恐惧。
他每天都在手机上查着资料，查癔症性耳聋，查过往病例。盲人模式没那么好用，有些软件完善得好，可网页不行，上面字和链接都很多，经常会点错。陶淮南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寻找着能够安慰自己的内容，在它们身上找寄托。
治不好的那么多，他们都抱着能治愈的心态，彻底迈进了失聪人群。
黑暗和寂静是所有负面情绪的温床。
在听不见的时间里，陶淮南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那是一种绝对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孤独。孤独之下产生绝望、恐惧，和强烈的窒息憋闷感。
每一次听不见的时候，他都会捂着耳朵，想起那年见过的那个盲聋小孩。他活得像个小动物，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