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它和另外的三道山脉，还有两条大江一起，形成了一个近９０度的巨大的折角。我们在１９５５年９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黑熊山的山腰。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
气温很低，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的手环绕着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肉，轮廓分明，结实坚韧。
我们侧躺在地下，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可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背渗透进来，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我抱紧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中方勘界工作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里外的山脉最高处。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时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
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我们带了帐篷，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男人们拿我没办法。
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勘界行动开始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
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却是其中之一。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而且到处都缺人，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
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夏天天气干燥炎热，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５０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彼此常有马帮来往。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言相通，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公家的人」，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幺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幺。毕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５０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幺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而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有了第一|最|新|网|址|找|回|---2ü2ü2ü丶ㄈòМ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着整筐的马草，弯腰低头，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当然
气温很低，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的手环绕着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肉，轮廓分明，结实坚韧。
我们侧躺在地下，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可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背渗透进来，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我抱紧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中方勘界工作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里外的山脉最高处。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时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
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我们带了帐篷，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男人们拿我没办法。
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勘界行动开始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
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却是其中之一。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而且到处都缺人，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
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夏天天气干燥炎热，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５０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彼此常有马帮来往。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言相通，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公家的人」，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幺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幺。毕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５０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幺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而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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