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继承问题。宦官曹吉祥和监察部副部长（副都御史）徐有贞，集结私人部队和家丁，拥立朱祁镇。于黎明时分，夺取宫门，升殿复位。等到早朝，全体文武官员才发现坐在金銮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钰，而是故主朱祁镇。朱祁钰在病榻上听到消息，一惊而逝。
朱祁镇在这场戏剧化的政变中，担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为他即令坐着不动，朱祁钰死后，既没有儿子，帝位仍会转到他。大概他自己也发现这种情况，为了表示他的夺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谦和宰相（大学士）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迎立远在襄阳（湖北襄樊）的朱厚囗亲王的儿子入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途下诏狱。可是逮捕之后，专用来召唤亲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发现仍在皇太后宫中，证明根本没有此事。而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诉营救。但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
最高审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定二人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判决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
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这是自十二世纪岳飞死后，第二位名将死于冤狱，相距三百年。于谦行刑之日，北京天气骤变阴霾，街巷到处听到哭泣。民间传说，于谦是岳飞转生，再来世上，为国家抵抗北方蛮族。
朱祁镇并没有在他所受的灾难中，接受任何教训，他的智力商数不允许他如此。他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雕刻一个王振木像，招魂安葬。——朱祁镇对王振这种反应，除了显示朱祁镇冥顽不灵的性格外，实在找不出其他解释。
七断头政治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朱祁镇逝世后，儿子朱见深继位，信任宦官汪直。还特地创立“西厂”命汪直主持。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东厂之外，又多了一个西厂。秘密警察布满每一个角落，朱见深躲在深宫之中，靠着这一批耳目爪牙，统治他所统治下的帝国。宰相商辂向朱见深指出，这种作法，并不能帮助安定秩序，反而会激起反抗，动摇国家基础。朱见深大怒说：“一个小小宦官，怎么会危害国家？”——朱见深的话使人回忆九世纪时唐王朝皇帝李纯的话：“宦官不过是家奴。”
他们对问题的反应，如出一辙。
反对宦官的固然有人，但谄媚宦官的摇尾系统，也正式建立，王佑不过口头上说说，而监察部委员（御史）王亿，却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江直所主持的西厂，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
当奏章传出时，若干人要唾王亿的脸，但他立即被擢升为湖广省（湖南·湖北）高等法院副院长（按察副使）从此，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官位越高。而官位越高的人，道德水准也越低。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
朱见深的儿子朱祐樘，是头脑比较清楚的一位皇帝，而以不任用宦官闻名于世。但当宦官之一的李广死后，朱祐樘查看他家中账簿时，见有“某官送黄米几百石”、“某官送白米几百石”的记载，困惑说：“李广能吃多少米？”
左右告诉他，黄米指黄金，白米指白银，全是贿款。
王佑、王亿之类的无耻之徒，在宰相阶层中，也开始出现。宰相万安完全靠进献春药秘方，被擢升为首相（华盖殿大学士）朱见深死后，朱祐樘在一个小箱子里，找到这些秘方，每张秘方上都署名“臣万安进”以便皇帝在淫乐中思念他的忠心。朱祐樘责备他说：“这是宰相应该做的事吗？”
教万安辞职，但万安婉转哀求，不肯提出辞呈。以致朱祐樘不得不下令把他免官。另一位宰相（大学士）刘吉，是宦官汪直的摇尾系统中最得意的一员，贪污狼藉，屡被弹劾，但每被弹劾一次，他却一定升官一次，世人称他为“刘棉花”意思是越弹越起。一直到汪直下台，他才跟着下台。
中央政府腐败，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败，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更加贪污才能有充分的财物行贿，以保持自己的职位和再图升迁。而明王朝另有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介于官员与平民之间，即退休的官员和没有官职的秀才、举人、进士，以及在职官员的家属亲戚，他们被称为“乡绅”在社会上构成一个新型的恶霸集团，跟地方政府官员结合，欺压平民，尤其欺压佃农。佃农贫苦已极，常因无力缴纳粮租，而被乡绅缚送到县政府打问——打问，是官员对平民的廷杖，官员只要看到乡绅的名片，即行动刑。
贪官和乡绅，像两条毒蛇缠在人民身上，任何合法的手段，都不能摆脱。于是，抗暴革命遂跟明王朝同在。本世纪（十五）若干重要民变，我们用下表列出，它们都是大规模的流血抗暴，使中央政府为之震动：唐赛儿是佛教的女传教士，她失败后，像被地球吞没了似的无影无踪。明政府疑心她逃到庙庵里伪装尼姑，就把山东、北直隶（河北省）两省所有的尼姑，数万人之多，全部逮捕，送到北京审讯。在酷刑下，她们的遭遇使人颤抖，但唐赛儿不能查获。邓茂七是一个佃农，在那个时代，佃农必须把粮租送到乡绅（乡绅和地主是一体的）家里，乡绅总百般挑剔虐待。邓茂七联络各地佃农，声明没有义务送粮上门，要乡绅自己下乡收取。乡绅立即通知
朱祁镇在这场戏剧化的政变中，担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为他即令坐着不动，朱祁钰死后，既没有儿子，帝位仍会转到他。大概他自己也发现这种情况，为了表示他的夺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谦和宰相（大学士）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迎立远在襄阳（湖北襄樊）的朱厚囗亲王的儿子入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途下诏狱。可是逮捕之后，专用来召唤亲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发现仍在皇太后宫中，证明根本没有此事。而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诉营救。但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
最高审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定二人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判决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
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这是自十二世纪岳飞死后，第二位名将死于冤狱，相距三百年。于谦行刑之日，北京天气骤变阴霾，街巷到处听到哭泣。民间传说，于谦是岳飞转生，再来世上，为国家抵抗北方蛮族。
朱祁镇并没有在他所受的灾难中，接受任何教训，他的智力商数不允许他如此。他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雕刻一个王振木像，招魂安葬。——朱祁镇对王振这种反应，除了显示朱祁镇冥顽不灵的性格外，实在找不出其他解释。
七断头政治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朱祁镇逝世后，儿子朱见深继位，信任宦官汪直。还特地创立“西厂”命汪直主持。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东厂之外，又多了一个西厂。秘密警察布满每一个角落，朱见深躲在深宫之中，靠着这一批耳目爪牙，统治他所统治下的帝国。宰相商辂向朱见深指出，这种作法，并不能帮助安定秩序，反而会激起反抗，动摇国家基础。朱见深大怒说：“一个小小宦官，怎么会危害国家？”——朱见深的话使人回忆九世纪时唐王朝皇帝李纯的话：“宦官不过是家奴。”
他们对问题的反应，如出一辙。
反对宦官的固然有人，但谄媚宦官的摇尾系统，也正式建立，王佑不过口头上说说，而监察部委员（御史）王亿，却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江直所主持的西厂，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
当奏章传出时，若干人要唾王亿的脸，但他立即被擢升为湖广省（湖南·湖北）高等法院副院长（按察副使）从此，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官位越高。而官位越高的人，道德水准也越低。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
朱见深的儿子朱祐樘，是头脑比较清楚的一位皇帝，而以不任用宦官闻名于世。但当宦官之一的李广死后，朱祐樘查看他家中账簿时，见有“某官送黄米几百石”、“某官送白米几百石”的记载，困惑说：“李广能吃多少米？”
左右告诉他，黄米指黄金，白米指白银，全是贿款。
王佑、王亿之类的无耻之徒，在宰相阶层中，也开始出现。宰相万安完全靠进献春药秘方，被擢升为首相（华盖殿大学士）朱见深死后，朱祐樘在一个小箱子里，找到这些秘方，每张秘方上都署名“臣万安进”以便皇帝在淫乐中思念他的忠心。朱祐樘责备他说：“这是宰相应该做的事吗？”
教万安辞职，但万安婉转哀求，不肯提出辞呈。以致朱祐樘不得不下令把他免官。另一位宰相（大学士）刘吉，是宦官汪直的摇尾系统中最得意的一员，贪污狼藉，屡被弹劾，但每被弹劾一次，他却一定升官一次，世人称他为“刘棉花”意思是越弹越起。一直到汪直下台，他才跟着下台。
中央政府腐败，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败，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更加贪污才能有充分的财物行贿，以保持自己的职位和再图升迁。而明王朝另有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介于官员与平民之间，即退休的官员和没有官职的秀才、举人、进士，以及在职官员的家属亲戚，他们被称为“乡绅”在社会上构成一个新型的恶霸集团，跟地方政府官员结合，欺压平民，尤其欺压佃农。佃农贫苦已极，常因无力缴纳粮租，而被乡绅缚送到县政府打问——打问，是官员对平民的廷杖，官员只要看到乡绅的名片，即行动刑。
贪官和乡绅，像两条毒蛇缠在人民身上，任何合法的手段，都不能摆脱。于是，抗暴革命遂跟明王朝同在。本世纪（十五）若干重要民变，我们用下表列出，它们都是大规模的流血抗暴，使中央政府为之震动：唐赛儿是佛教的女传教士，她失败后，像被地球吞没了似的无影无踪。明政府疑心她逃到庙庵里伪装尼姑，就把山东、北直隶（河北省）两省所有的尼姑，数万人之多，全部逮捕，送到北京审讯。在酷刑下，她们的遭遇使人颤抖，但唐赛儿不能查获。邓茂七是一个佃农，在那个时代，佃农必须把粮租送到乡绅（乡绅和地主是一体的）家里，乡绅总百般挑剔虐待。邓茂七联络各地佃农，声明没有义务送粮上门，要乡绅自己下乡收取。乡绅立即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