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3日
（一）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山村。村子里男女老少加起来不过二百余人。这个小山村有一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名字——坟弯。
坟弯是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坟弯村三面环山，山上长着密密麻麻碗口粗细的柏树。很茂密，在冬天有薄雾的早晨看来，就像是哪位天才画家往这小山上泼了一大瓶墨汁。
坟弯村并不算很穷，村里人均田地达到了三亩以上。与别的村人平不到半亩比起来。他们不说富得流油，至少仓里一年产的粮食可以吃上两三年。但那时的粮食总不值钱，村人的口袋里因此总是掏不出几个子儿来，所以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改革开放后，村里渐渐兴起了打工的风气，先是一些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小心翼翼地出去闯荡了一番，结果，春节回来，全都西装领带，那甩尖子皮鞋也擦得透亮，出手的烟也不是乡下人常抽的那种几毛钱一包的劣质烟，而是好几块一包的塔山红梅。有的连祖祖辈辈说惯了的方言土语都不会说了似的，操作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把打招呼时常说的那句“你要去搞啥子”变成“你要去做什么”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跟自己捡了金元宝般兴奋，打工青年的家里自是访客盈门，张大爷走了李大爷来，何大妈前脚走，李大妈后脚来。全都跟看西洋镜似的。春节还差几天呢，就过上了年。
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打工的青年小伙就羡慕得要死，便缠着这些打工青年讲外面的世界，讲火车是什么样，讲城市到底大到什么程度，然后又讲在城里都干些什么，当听到一个月要挣好几百时，全都瞪大了眼睛，乖乖，一个月的收入顶在庄稼地里干大半年的了。
不屑说，春节刚一过，几乎全村所有未婚青年，那些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没有考起的十六七、十七八岁的小青年，都纷纷将卖猪的几百块钱缝进各自的内衣内裤，开始不远千里出门打工赚大钱去了。
开初是跑新疆，后来跑广州深圳，如今又跑开了北京上海，有厉害的甚至跑出国打起了洋工。
青年走了，往日喧嚣的村庄一下子冷清起来。再后来那些留守的已婚汉子们终于按捺不住了，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五六十岁的爹娘，加入到了这日益庞大的打工大军。村子里一下子看不到青壮年男子了，留下的是几乎全是妇儿童之类的老弱病残，当代“寡妇”村由此形成了。
这篇小说所要描写的不是那些打工青年，关于他们在外面的生活，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远非想像的那么美好，而且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加上城里本身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城里的工作岗位是越来越不好找了。有的民工辛苦多年，到时竟连血汗钱都被工头卷了去，有的死于各种工伤事故，有的因无钱回家，竟沦落成了小偷劫匪，甚至杀人犯。总之，在家千日好，出门难上难。特别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已婚男子，他们在外面当苦力，他们的老婆却要在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除了要种庄稼，照顾公婆和孩子，还要忍受夜里独守空房的寂寞。
树芬嫁给大军时刚满二十岁，大军比她大三岁，大军之所以看中了树芬，是因为树芬长着一对磨盘般肥实巨大的屁股瓣子，一走路一转一转的，转得大军不停地吞口水，很多时候下面那话儿还会不由自主地把裤裆撑成帐蓬。
大军在和树芬认识不到三个月的一天晚上，就在树芬们家的玉米地里，大军帮树芬砍完包谷杆，看看天色已晚，树芬的父母又回家准备为新姑爷做夜饭的时候，看着因为天热而穿得异常简单的树芬，大军那话儿又一次放肆地坚挺起来。趁树芬正蹶着大屁股在捆扎玉米杆的机会，大军扑了上去，一把扯下树芬的短裤，然后把那话儿一下就刺进了树芬的软组织，树芬哎哟了一声就势倒在玉米杆上，大军也不管是否打中靶心那干瘦的屁股就跟着了火一样地动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其实不过五分钟，大军怪叫几声，把他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化成一点点乳白色的液体，箭也似的射进了树芬软组织的深处。
就这么完事了。双方都有些紧张，生怕有人看见似的，穿好裤子，赶紧把玉米杆弄来捆好，背回家去了。
夜里吃饭的时候，大军正式提出了要跟树芬去扯结婚证的事。树芬也同意了。树芬的爹妈从二人表情上似乎也看出了点什么，相视一笑，点头同意了。
树芬就这样嫁给了大军。结婚那天，树芬娘家给树芬办了五抬嫁妆，还请了村里的唢呐队，一路吹吹打打把树芬送进了大军的家。新婚之夜，大军迫不及待地把他那跟钢条一样的话儿插进树芬的下水道里，一边忙活一边跟树芬说着话儿。没想树芬竟然说：“老公，你那天跟我在玉米地里，和今天可不一样哟。”大军说：“怎么不一样？我那天是控制不住。”树芬说：“我今天感觉你的东西在我这里面很舒服，而那天只有疼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一次嘛，疼痛是正常的。”大军说着话儿，本以为这样转移注意力可以把时间拖得长一点，结果竟然一不小心，又射了。大军把湿漉漉的话儿拨出来，竟发现上面有一些红色，就问树芬：“你例假不是完了吗，怎么还有红的？”树芬用纸往小便处一擦，发现纸也染红了，她若有思，然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用手指头往大军脑门子上一点说：“老公，我还是处女，你那天呀插错目标了。”“不会
（一）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山村。村子里男女老少加起来不过二百余人。这个小山村有一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名字——坟弯。
坟弯是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坟弯村三面环山，山上长着密密麻麻碗口粗细的柏树。很茂密，在冬天有薄雾的早晨看来，就像是哪位天才画家往这小山上泼了一大瓶墨汁。
坟弯村并不算很穷，村里人均田地达到了三亩以上。与别的村人平不到半亩比起来。他们不说富得流油，至少仓里一年产的粮食可以吃上两三年。但那时的粮食总不值钱，村人的口袋里因此总是掏不出几个子儿来，所以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改革开放后，村里渐渐兴起了打工的风气，先是一些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小心翼翼地出去闯荡了一番，结果，春节回来，全都西装领带，那甩尖子皮鞋也擦得透亮，出手的烟也不是乡下人常抽的那种几毛钱一包的劣质烟，而是好几块一包的塔山红梅。有的连祖祖辈辈说惯了的方言土语都不会说了似的，操作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把打招呼时常说的那句“你要去搞啥子”变成“你要去做什么”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跟自己捡了金元宝般兴奋，打工青年的家里自是访客盈门，张大爷走了李大爷来，何大妈前脚走，李大妈后脚来。全都跟看西洋镜似的。春节还差几天呢，就过上了年。
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打工的青年小伙就羡慕得要死，便缠着这些打工青年讲外面的世界，讲火车是什么样，讲城市到底大到什么程度，然后又讲在城里都干些什么，当听到一个月要挣好几百时，全都瞪大了眼睛，乖乖，一个月的收入顶在庄稼地里干大半年的了。
不屑说，春节刚一过，几乎全村所有未婚青年，那些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没有考起的十六七、十七八岁的小青年，都纷纷将卖猪的几百块钱缝进各自的内衣内裤，开始不远千里出门打工赚大钱去了。
开初是跑新疆，后来跑广州深圳，如今又跑开了北京上海，有厉害的甚至跑出国打起了洋工。
青年走了，往日喧嚣的村庄一下子冷清起来。再后来那些留守的已婚汉子们终于按捺不住了，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五六十岁的爹娘，加入到了这日益庞大的打工大军。村子里一下子看不到青壮年男子了，留下的是几乎全是妇儿童之类的老弱病残，当代“寡妇”村由此形成了。
这篇小说所要描写的不是那些打工青年，关于他们在外面的生活，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远非想像的那么美好，而且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加上城里本身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城里的工作岗位是越来越不好找了。有的民工辛苦多年，到时竟连血汗钱都被工头卷了去，有的死于各种工伤事故，有的因无钱回家，竟沦落成了小偷劫匪，甚至杀人犯。总之，在家千日好，出门难上难。特别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已婚男子，他们在外面当苦力，他们的老婆却要在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除了要种庄稼，照顾公婆和孩子，还要忍受夜里独守空房的寂寞。
树芬嫁给大军时刚满二十岁，大军比她大三岁，大军之所以看中了树芬，是因为树芬长着一对磨盘般肥实巨大的屁股瓣子，一走路一转一转的，转得大军不停地吞口水，很多时候下面那话儿还会不由自主地把裤裆撑成帐蓬。
大军在和树芬认识不到三个月的一天晚上，就在树芬们家的玉米地里，大军帮树芬砍完包谷杆，看看天色已晚，树芬的父母又回家准备为新姑爷做夜饭的时候，看着因为天热而穿得异常简单的树芬，大军那话儿又一次放肆地坚挺起来。趁树芬正蹶着大屁股在捆扎玉米杆的机会，大军扑了上去，一把扯下树芬的短裤，然后把那话儿一下就刺进了树芬的软组织，树芬哎哟了一声就势倒在玉米杆上，大军也不管是否打中靶心那干瘦的屁股就跟着了火一样地动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其实不过五分钟，大军怪叫几声，把他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化成一点点乳白色的液体，箭也似的射进了树芬软组织的深处。
就这么完事了。双方都有些紧张，生怕有人看见似的，穿好裤子，赶紧把玉米杆弄来捆好，背回家去了。
夜里吃饭的时候，大军正式提出了要跟树芬去扯结婚证的事。树芬也同意了。树芬的爹妈从二人表情上似乎也看出了点什么，相视一笑，点头同意了。
树芬就这样嫁给了大军。结婚那天，树芬娘家给树芬办了五抬嫁妆，还请了村里的唢呐队，一路吹吹打打把树芬送进了大军的家。新婚之夜，大军迫不及待地把他那跟钢条一样的话儿插进树芬的下水道里，一边忙活一边跟树芬说着话儿。没想树芬竟然说：“老公，你那天跟我在玉米地里，和今天可不一样哟。”大军说：“怎么不一样？我那天是控制不住。”树芬说：“我今天感觉你的东西在我这里面很舒服，而那天只有疼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一次嘛，疼痛是正常的。”大军说着话儿，本以为这样转移注意力可以把时间拖得长一点，结果竟然一不小心，又射了。大军把湿漉漉的话儿拨出来，竟发现上面有一些红色，就问树芬：“你例假不是完了吗，怎么还有红的？”树芬用纸往小便处一擦，发现纸也染红了，她若有思，然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用手指头往大军脑门子上一点说：“老公，我还是处女，你那天呀插错目标了。”“不会